发布时间：2025-07-05 07:26:08 阅读： 25次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孫璐璐/製表
自中央銀行製度建立以來，作為傳統貨幣政策“三大法寶”之一，存款準備金製度曆經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時至今日，主要經濟體的存款準備金政策雖仍有差異，但準備金製度所發揮的作用卻趨於一致——貨幣政策在轉為以價格型調控為主後，存款準備金政策在貨幣政策框架中的地位與作用也趨於弱化，將更多發揮輔助流動性管理、穩定市場利率的作用。相應的，存款準備金政策調整的頻率將明顯減少，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政策框架更加簡單明了。
我國貨幣政策框架正處於逐步淡化數量目標、更加注重發揮利率調控作用的變革期，過去貨幣政策操作中頻繁亮相的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或將逐漸“低調”。特別是近日中國人民銀行在最新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以專欄形式提到“進一步完善存款準備金製度”，引發市場對存款準備金製度即將再度迎來改革的猜想。
1 “巨斧”作用的變遷
存款準備金製度起源於18世紀英國，最初用於保障金融機構的支付清算能力。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使其支付清算功能受到質疑，業界發現其對銀行信用擴張有影響，便逐漸演變為貨幣政策工具。央行通過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調節銀行體係流動性，進而影響貨幣信貸總量。
存款準備金政策素有“巨斧”之稱，因其對貨幣供應量影響較大，各國央行通常謹慎使用。不過，萬事並不絕對。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助理張曉慧曾表示，這種說法主要是針對流動性偏緊狀態而言的。
相較之下，2003年後我國麵臨國際收支持續順差、外匯大量流入的壓力，中國人民銀行創新性地運用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方式深度“凍結”過剩的流動性。自2003年9月首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至2011年6月末，中國人民銀行共計上調存款準備金率32次，平均存款準備金率從6%提升至20.1%。
2013年後，隨著國際收支趨向均衡，外匯占款供給的流動性明顯減少，中國人民銀行多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解凍”長期流動性，先後29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平均存款準備金率從20.1%降至6.6%。
隨著我國貨幣政策框架更多轉向價格型調控，業內普遍認為，未來，我國存款準備金製度的作用也將轉型。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曾在2016年刊文指出，未來存款準備金政策的作用之一是為價格型調控提供穩定的貨幣環境。發達經濟體的經驗表明，價格型調控框架下存款準備金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為以可預見的法定準備金來維護貨幣市場穩定，同時配合其他政策工具引導穩定市場利率。
研究院中國金融團隊主管李佩珈還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完善、支付市場的日益成熟，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控效果和精確性逐漸減弱，未來可繼續推動存款準備金製度由流動性管理工具向逆周期緩衝工具轉型。
2 突破5%隱形下限為時尚早？
目前，我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包括大、中、小型銀行三檔，分別為8%、6%和5%，平均存款準備金率為6.6%。其中，小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在2021年已降至5%，此後曆次降準小型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均未調整，因此也被外界解讀為“5%是我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隱形下限”。
然而，正如中國人民銀行所說，“通過存款準備金調節長期流動性的實踐可以看出，存款準備金率水平並沒有絕對的高低和優劣”，5%也並非不可突破。
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師張旭對記者表示，隱性下限的存在保障了人民銀行在流動性調節方麵的主動權，但5%這個數值也不是絕對不能突破的，特別是在貨幣信貸增長已由供給約束轉為需求約束的當前，中國人民銀行在大多數時段中都是在充分滿足金融機構流動性需求，此外也可以通過不續作逆回購和MLF等工具回收流動性。
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存款準備金率長期處於較低水平，如歐洲央行、日本央行維持在1%左右，相較之下，當前我國存款準備金率並不低。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貨幣理論與政策研究處處長李宏瑾曾撰文指出，我國對一般存款都要求統一繳存法定準備金，不設存款免繳額且不允許使用庫存現金抵扣，因此銀行實際承擔的準備金稅負擔仍然較高。
偏高的存款準備金率會有諸多不利影響。李佩珈表示，偏高的存款準備金率對銀行存貸利差形成擠壓，加大金融機構不必要的成本，進而對潛在金融穩定性產生影響。
“從長遠看，降準的空間是有限的。未來在必要時可以適度降低隱性下限，也可通過優化準備金繳存製度等方式，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不變的背景下釋放流動性。”張旭稱，不過，現在談及這些還為時尚早。當前金融機構平均存款準備金率距離5%仍有一段距離。而且，公開市場國債買賣工具日趨成熟，未來其可以替代降準成為向金融市場主動供給長期流動性的主要工具。
從中短期的角度看，不少分析認為，降準仍有必要且有空間。李佩珈認為，2024年末，金融機構超額準備金率為1.1%，降至曆史低位水平，這固然是支付清算效率提高帶來的流動性備付需求的降低，但也意味著銀行已將資產運用至極限水平，進一步大幅下調或將影響流動性支付能力。當前我國處於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降準有空間也有必要。
對於如何調降存款準備金率，興業研究最新研報建議，一方麵，可進行結構性降準，更大幅度下調大型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水平，縮窄第一檔與第二檔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水平的差異；對大型銀行定向降準有助於優化大型銀行負債結構、配合國有大行補充核心一級資本。另一方麵，適當放寬當前5%的存款準備金率底線，下調第三檔銀行準備金率的水平，使小型銀行能夠直接從降準中獲得中長期流動性，增強小型銀行資金實力。
首席經濟學家明明則建議，由於中小銀行流動性供給渠道相對有限，短期內可試點將中小銀行下限從5%降至3%，觀察對流動性和金融市場的影響，再逐步推廣至全行業。
3 改革存款準備金付息製度
存款準備金製度雖被看作是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調控貨幣供應總量，但因中國人民銀行目前仍向金融機構支付法定存款準備金和超額準備金利息，二者利率水平的確定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央行的政策取向。
目前，存款類金融機構享受到的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水平與其宏觀審慎評估（MPA）考核結果掛鉤，超額準備金利率則統一為0.35%。總體看，法定存款準備金的利率水平要高於超額準備金，以引導金融機構優先滿足法定存款準備金要求。
近年來，學界對改革準備金付息製度的研究頗多。記者查閱中國人民銀行係統人士公開發表的研究文章顯示，有的建議降低甚至取消超額準備金利率；有的建議逐步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至活期存款利率水平，采用擴大金融機構存款準備資產範圍等方式對金融機構進行補償；也有建議要強化準備金利率與政策利率掛鉤，使準備金利率更具彈性，發揮調控作用。
其中，對於超額準備金利率應如何調整，張旭有不同看法。他認為，下調超額準備金利率可以增加商業銀行持有超儲的機會成本，引導其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所以，在超儲率過高時降低超額準備金利率是有益的。但是，當前超儲率並不算高，甚至去年四季度末降至了1.1%的低點，此時降低超儲利率並無太大的必要。
“另外，超儲利率是我國利率走廊的下廊。目前我國利率走廊的寬度比較大，降低超儲利率將進一步擴大其寬度，這可能與貨幣政策框架演進的方向有所偏離。”張旭稱。
李佩珈也不讚成超額準備金利率過低甚至降為零。“如果超額準備金利率降至0，意味著央行利率走廊下降被打破，資金或將從傳統存款產品中流出，湧入股市、債市等金融市場，不僅加大金融市場波動性，也使得本國貨幣吸引力下降，加大資金外流壓力。”
4 完善準備金管理方式
從存款準備金日常管理的角度看，近年來我國存款準備金管理最顯著的一項變革，就是在2015年至2016年間分兩步將存款準備金的考核方式由時點法改為平均法，此舉利於減少考核時點金融機構的存款波動，平滑貨幣市場波動。不過，存款準備金管理仍有諸多可改進的空間。
中國人民銀行原長春中心支行楊春雪曾在2021年就撰文提出，目前，我國主要通過調節存款準備金率、實施定向降準等方式進行貨幣政策操作，對考核方式、基數範圍等調整較少，準備金管理內容相對局限。建議結合國內經濟金融情況，靈活使用時差和無時差存款準備金考核方式，適時調整付息範圍和利率，合理確定繳存基數範圍等。
在優化考核方式方麵，由於目前我國存款準備金的考核周期為1旬，與國外主要央行的考核周期相比偏短，李佩珈就建議，可探索逆周期動態調整機製，適當延長考核周期。即經濟偏冷時，在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的同時，將考核周期改為季度；反之亦然。對存款規模低於特定門檻的中小金融機構可豁免準備金要求。
多位受訪的分析人士還建議，可考慮擴充納入準備金的資產種類。李佩珈也認為，國債等同於無風險產品，其功能與定期存款類似，甚至由於國債可在回購市場上售出，流動性還高於定期存款，因此將其作為存款準備金計算範圍具有良好基礎。
張旭認為，目前大多數銀行的持倉中並不缺乏用於繳準的中短期國債，所以將中短期國債納入準備金，本質是隱性地降低準備金率，會相應弱化央行調節流動性的主動權。與“實打實”的降準相比，該政策不具有政策信號作用。
“但將中短期國債納入準備金範圍是值得認真考慮的政策選項，其可以提高商業銀行資金使用效率，但宜在未來形勢確實需要時穩步推進。”張旭稱。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
